汪旸老师系统梳理了皮肤作为人体最大器官的丰富特征和多种功能。皮肤不仅是人体与外界的第一道屏障，更是重量惊人的器官——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，皮肤重量可达16公斤，远超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等任一内脏。皮肤具有高度的异质性，不同部位（头皮、手掌、眼睑等）的结构、功能及菌群组成均存在显著差异。其基本结构包括角质层、表皮、真皮及皮下脂肪层，并包含毛囊、皮脂腺、汗腺等重要附属器。
汪教授通过多个临床案例展示了皮肤的核心功能：屏障保护方面，皮肤可抵御机械损伤（如摩擦性水泡）、病原体感染（如HPV所致的寻常疣）、体液丢失与电解质紊乱（如大面积烧伤），以及紫外线伤害（如白化病患儿因缺乏黑素细胞而易患皮肤癌）；感觉功能方面，皮肤富含痛觉、温觉、触觉感受器，SCN9A基因的功能获得或丧失突变分别导致红斑肢痛症（剧烈疼痛）和先天性痛觉缺失（无痛觉）；调节体温方面，汗腺是散热关键，烧伤患者因汗腺缺失无法出汗，环境高温可引发致命性高热；合成物质方面，表皮角质形成细胞在紫外线作用下合成维生素D3，经肝、肾转化后维持骨骼与肌肉健康；储存血液方面，皮肤真皮乳头层富含毛细血管网，储存大量血液；再生功能方面，皮肤及毛囊中存在大量干细胞，是组织再生的重要来源，也是iPS细胞常用的细胞材料。
汪旸老师重点强调了皮肤作为免疫器官的现代观点。经典免疫学将骨髓和胸腺定义为初级淋巴器官，将淋巴结、脾及粘膜相关淋巴组织（MALT）定义为次级淋巴器官。然而，1983年哈佛大学皮肤科教授首次提出“皮肤相关淋巴组织”（SALT）的概念。此后研究不断证实：皮肤真皮血管周围可诱导形成功能性淋巴结构，抗原递呈细胞无需迁移至淋巴结，即可在局部直接激活T细胞。
2013年，东京大学Kenji Kabashima团队进一步证实了该结构的存在。目前已知，皮肤中富含多种免疫细胞，包括天然免疫细胞、获得性免疫细胞以及近年间备受关注的ILC（固有淋巴细胞）亚群。这些免疫机制参与了白癜风（CD8+ T细胞介导）、银屑病（Th17/ILC介导）、特应性皮炎（Th2介导）等常见皮肤病，并催生了大量生物制剂与小分子抑制剂的临床转化。
在分享个人学术经历时，作为临床医生的汪旸老师谈到，临床医生开展研究的起点，往往并不是某一个分子、某一条通路或某一种技术，而是一个个真实的病人和临床中反复出现、尚未解决的问题。对于皮肤科医生而言，疾病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每天在门诊和病房中面对的具体痛苦；正是这些患者的需求，推动临床医生不断追问疾病为何发生、为何误诊、为何进展，以及现有治疗为何仍然不够。
汪旸老师最早对皮肤T细胞淋巴瘤产生深刻印象，是在研究生一年级、刚进入皮肤科担任第一年住院医师时。当时，她在病房遇到一位16岁的女孩，患者全身出现大片溃疡，疼痛剧烈。作为年轻住院医师，她每天需要为患者换药，每次换药至少持续两个小时。即使使用局部麻醉药，患者仍然承受着极大的痛苦。这个病例最初被诊断为皮肤血管炎，外院也曾按照血管炎给予大剂量激素治疗，但病情并没有好转，皮损仍不断扩大。后来经过进一步检查，团队最终发现，患者并不是血管炎，而是一种外观类似血管炎的特殊类型皮肤T细胞淋巴瘤。遗憾的是，明确诊断时疾病已经侵犯外周血和骨髓，患者从发病到去世仅18个月。这个病例给汪旸老师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，也成为她后来长期关注CTCL的重要起点。
后来，在博士期间赴加拿大联合培养时，汪旸老师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。面对导师关于选题的询问，她选择继续研究这一疾病。此后，皮肤T细胞淋巴瘤逐渐成为她长期深耕的临床与科研方向。
CTCL，即皮肤T细胞淋巴瘤，是一种来源于皮肤常驻T细胞的恶性肿瘤，属于罕见病，目前已被纳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。虽然其发病率不高，但疾病负担极重：一方面，它可能危及生命；另一方面，它也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。许多晚期患者全身皮肤受累明显，疾病不仅造成身体痛苦，也会给患者及家属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。
在介绍CTCL时，汪旸老师还梳理了人类对这一疾病认识的曲折过程。CTCL包含多种亚型，其中最常见的是蕈状霉菌病。这个名字至今仍保留在教科书中，但即使在医学群体中，非皮肤科医生也未必熟悉。蕈状霉菌病其实是医学文献中最早被报道的淋巴瘤之一，早在1806年就由法国皮肤科医生报道，甚至早于霍奇金淋巴瘤。然而在疾病被最早描述时，人们尚未认识到它是一种恶性肿瘤，而是根据皮肤上类似“蘑菇”样生长的表现，将其命名为与真菌相关的疾病。随着医学发展，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疾病具有致死性，相关命名、分类和诊断体系也不断演变。直到2005年，WHO和欧洲相关组织共同发表了关于该疾病的分类和诊断标准，CTCL的现代疾病框架才逐渐清晰。
CTCL之所以给临床带来巨大挑战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早期极易被误诊。汪旸老师指出，CTCL早期表现常常与普通炎症性皮肤病非常相似，患者可能被诊断为湿疹、银屑病，甚至白癜风。早期皮损往往只是斑片或斑块，缺乏高度特异性的外观表现，因此临床识别难度很高。更复杂的是，CTCL具有很强的临床异质性：有些患者即使早期被误诊，也可能长期停留在斑片、斑块阶段，几年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明显进展；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会快速进展至肿瘤期，进一步侵犯淋巴结、外周血、内脏、骨髓，甚至出现中枢系统受累。一旦进入晚期，患者预后较差，且对传统化疗并不敏感。因此，如何在早期识别高风险患者、判断哪些患者可能快速进展，成为临床中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正因为CTCL是一种罕见病，单个病例很难揭示疾病规律。汪旸老师谈到，要真正回答这一疾病的临床问题，就必须有一批病人，有长期随访，有系统资料。因此，从2009年她从国外回国开始，团队首先在本中心建立单中心患者队列，随后逐步发展为多中心队列。如今，该多中心队列中长期随访的患者规模已达到约1200例，使这一罕见病在中国形成了相对系统、规模可观的临床研究基础。
队列建设最困难、也最有价值的部分，是长期随访。汪旸老师以5年生存率数据为例解释了临床研究与实验室研究的不同：在动物实验中，研究者可以清楚记录每只动物的生存结局；但在人群队列中，患者并不是在同一时间点入组，也不会在多年后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死亡原因。要获得可靠的5年生存率数据，往往至少需要十年以上持续随访。对于普通临床医生而言，完整的人口死亡登记数据并不能直接获得，许多信息只能依靠团队一点一点联系、核实和积累。看似只是一条生存曲线，背后却是团队十余年持续投入的人力、时间和精力。
2023年，汪旸老师团队发表了中国CTCL患者的第一份5年生存率数据。这是中国人群在该疾病领域的首份系统性生存数据，填补了此前国内相关资料的空白。也正是有了中国患者自己的数据，团队才得以进一步与国际队列进行比较。
通过与国际队列比较，团队发现中国CTCL患者呈现出两个值得关注的特点。第一，中国患者的发病年龄相对更低。对于恶性肿瘤而言，如果疾病恶性程度相同，较年轻的发病年龄理论上应带来更长的预期生存；因此，在早期患者中，中国患者确实表现出相对较好的生存趋势，经年龄校正后，中国早期患者与国际队列之间的死亡风险差异并不明显。第二，尽管中国患者整体更年轻，但在晚期阶段，中国患者的预后反而明显差于国际队列。
这一结果提示了两种可能：一方面，CTCL在中国患者中可能存在进展更快、恶性程度更高的特点；另一方面，也可能反映出我国在该疾病的早期识别、规范管理、治疗条件和治疗可及性方面仍有提升空间。无论是哪一种解释，都提示中国皮肤科医生需要对CTCL投入更多关注，推动患者获得更及时的识别、更规范的管理和更好的治疗。
三、基于临床问题开展的科学问题探索
